“《拟编辑乡土志序》，四年级生，舒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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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庆春！哇，这是老舍先生写的么？”

“没错，这篇文章是18岁的老舍先生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的习作。”

参观的学生们对着展墙好奇地讨论，旁边的讲解员则耐心地一一解答。在北京市方志馆《方志北京展》旧志展厅的诸多展品中，1919年4月的《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尤为引人流连。

《拟编辑乡土志序》，即为了编辑乡土志而写的序文。那么什么是乡土志呢？这还要从清末民初说起。乡土志是诞生于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志书，不同于传统记述地方史志的书籍，它是当时教授小学乡土知识的史地教材，具有方志和蒙童两种属性。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列强侵华，社会动荡，民生多艰。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试图维新强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在蒙学阶段推行乡土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1902年至1903年，清政府学部先后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两部学制均强调乡土教育。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下，规定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要讲授本乡、县各境，第三学年“舆地”则要讲授本府各境；一、二年级历史课要学习本地的历史故事和名人事迹，三年级历史课则要学习本区域的建制沿革、山水地貌及古迹遗存。

随后，助推此项工作的《乡土志例目》应运而生。作为全国编纂乡土教材的指导方案，它继承了传统地方志的基本体例和内容特色，明确规定了乡土志的基本内容，共设置有历史、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15门，每门又另做详细要求。

在持续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志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旧材料”，却因其富含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而被重新认识。此后，各地掀起编修乡土志风潮，北京唯一的一本乡土志《延庆州乡土志要略》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有学者统计，清末乡土志编纂了484种，民国时期虽历经战乱，但乡土志成书也有192种，近代乡土志共计676种。

老舍对北京的爱是众所周知的，无论是其笔下的人物，还是小说与戏剧的活动场景，老舍的作品中处处都能看到北京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而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就立志要编写乡土志，则与他的成长经历和所学课业不无关系。

老舍先生出生于1899年，此时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的父亲就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殉国的旗兵。老舍在《拟编辑乡土志序》中写道：“尔祖尔父，业于斯，葬于斯，念身世之所来，仰祖父之手泽……夫爱其乡矣，乡何由而保？告之曰：必爱尔国以保尔乡。则爱其乡者必爱其国，爱其国者始于爱其乡。”爱乡爱国的种子在少年老舍的心中深植，他在后来的《四世同堂》《国家至上》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反抗侵略的刚毅形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政府下诏，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废止科举考试。1913年7月，14岁的老舍考入位于西城丰盛胡同的北京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免收学膳费，又供给制服与书籍的学校。因为没了父亲，老舍幼年家贫，师范学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国家教育改革的大潮中，乡土教育的推行使得“爱国自爱乡始”的理念逐渐成为当时教育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作为教师后备军，老舍也深以为然。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乡土志在近代教育中产生过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老舍先生，鲁迅、郭沫若、费孝通等许多历史名人也都曾谈到过乡土教育对自己的影响。郭沫若在自传中提到嘉定高等小学的易曙辉先生所教的乡土志生动有趣，“把嘉定城附近的名胜沿革很详细地教授给我们，同时还征引了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而费孝通一生都有地方志情怀，他曾回忆早年间受益于乡土志，甚至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用全国各地方志里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作为材料写成的。

这些循序渐进的乡土文化与历史感知教育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它使学生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个人、宗族、家乡、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与命运羁绊，让人们在近代中国变革的阵痛中逐渐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根底与魂魄。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对乡土教育始终重视未曾放松。1914年，教育部催促各县编纂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1916年，教育部重申乡土教育在儿童启蒙阶段的重要性：“教授地理宜先注意于乡土之观察，以引起儿童兴味及爱乡思乡。”随着教育改革的落实，当时全国有大量专职小学教师加入到乡土教科书编纂队伍中来，即将成为教师的青年老舍也希望亲身参与到乡土志的编纂实践中去。

老舍先生以白话文大师闻名，但《拟编辑乡土志序》全文700余字，却是以文言文写就。据老舍自述：“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我对几何代数和英文好像天生有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因此老舍学生时代有着优秀的文言文写作功底，国文成绩更是出类拔萃。

北京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和国民学校师资的中等学校。它的前身是京师第一师范学堂，1912年6月经教育部决定，改为北京师范学校，归教育部直辖，学制为5年，其中预科1年，本科4年，每学年的8月1日为开学日。老舍1913年入学，头一年为预科，1917年6月，正值三年级暑假，四年级尚未开学，文章落款虽然是四年级生，实则老舍当时仍为三年级学生。

这篇《拟编辑乡土志序》写于夏历丁巳年端阳节前三日，即1917年6月20日，后载于1919年4月《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第1期。

《拟编辑乡土志序》创作一年后，老舍正式毕业。毕业前，他在位于西斜街宏庙胡同的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实习”了两个月。作为实习教师，他在教育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开展乡土教育的意义。正如他在序里写的那样：“以乡土之资料，编入小学课程……使国人而人人怀一《乡土志》也，展册一读，乡土宛然在目，虽重洋万里之外，吾知其怆然泪下，念其祖国，媚外之心决不复存!”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这些思想教育，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老舍的一生，并反映到了他的众多作品中。

1991年，这篇文章被时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北京市档案局局长王国华同志从市档案馆馆藏中发现。文章被重新分段、标点，于当年8月23日在《北京日报》重刊。（作者单位：北京市方志馆）